没有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实现是堪虞的。
这些项目的建设都是实行行政许可制的，取消项目其实是撤销许可，因而属于一种类似吊销证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90条，社会保险监管部门向企业追缴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等。
根据上述规定，收容教育是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针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1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52条，等等。在行政强制措施实施前，被强制人的人身自由权与财产权处于原状态，强制机关对其实施强制措施后，被强制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就处于被限制状态，强制措施被撤销或强制措施到期后，被强制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又会回复到被强制前的状态即原状态。(八)登记保存 目前中国有几部法律规定了登记保存措施。这些其实是对纳税义务或交费义务的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45条，收缴非法获取、持有的国家秘密载体。(六)制止 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十部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有权制止，(15)以至于有的部门认为这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如此一来，要解决哪个行政机关有行政管理职权或谁被授予行政管理权的问题，就必须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提出行政主体概念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
优先原则无限制和无条件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 源自有效法律的约束力，由《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予以确认。需要指出的是，毛雷尔对违反法律优越原则的后果的界定值得商榷。总而言之，当前依法行政机制的法治逻辑是越权无效，而不是违法有责。[56]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尽量确立行政赔偿诉讼类型，细化相应的审判规则和方法。
因此，司法审查具有严格的意涵，并不等同于行政诉讼，只是行政诉讼中的一种，大抵等同于撤销诉讼，而区别于没有司法复审意义的赔偿诉讼。[8]这就是为何传统的依法行政机制是传送带模式的原因所在。
[17] Hans Kelson, Pure Theory of Law（Revised and Erlarged）， translated by Max Knight, the Lawbook Exchage. Ltd. Clark New Jersey, 2005， p.4. [18]前引⑩Hart 书， p.97.斯图尔特也指出，行政程序的设计宗旨是为了确保行政机关准确合法的适用立法指令。比如，在扣留涉案物品时，行政机关固然剥夺、限制了公民对该物的运用与处分的自由，但也生成了对这些物品的保管义务，一旦保管不善，行政机关就要赔偿。参见前引⑧斯图尔特书，第8页。通过这样的阐释，依法行政原则才能既规范权力行政，又规范自由行政。
而在其他行政机关并没有根据公权力规范来处分权益但公民权益又与行政机关发生事实上关联时，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从而保护了公民权益，如何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以保护或实现公民权益，就不是当前的依法行政机制所能做到的了。在有些国家，所有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都可以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并以在普通法院提起赔偿诉讼的形式予以救济，而无需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更为根本的是，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国家与公民关系之一般原理。而依法行政的机制，就应当围绕这两种规范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唯其如此，行政法治才能实现。
[43] 就制度建构来看，确立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可以指导立法者更为全面地建构行政的规范机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面对行政机关影响公民权利的行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规范加以评判：一是公权力规范，二是私权利规范。
[43]其中关于法理和运行逻辑的详细阐释，参见陈国栋：《行政赔偿诉讼审判对象研究基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25—31页。参见毛玮：《论行政法的建构性与规范性》，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3期，第10—19页。
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第一卷），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39]权利—义务关系和无权利—自由关系属于一对相反的法律状态，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就这一层次只能居于其中之一的关系，要么是一方有权利，对方有义务，要么是一方无权利，对方有自由，而不可能处于其他法律状态——两者都有自由。[35]参见鲁鹏宇、宋国：《论行政法权利的确认与功能》，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51页。[6]也正因为行政管理行为是统治行为，所以才需要予以正当性辩护并运用正当化机制来加以规范。对此，王锡锌教授的精确阐述可以作为我们的分析基础：行政必须遵守法律。这其实类似于美国法官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所规定的正当程序，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即这一行政活动是否既满足了实质性正当程序，符合了更高乃至最高规范，从而具有立法效能以剥夺公民的权利，又满足了程序性正当程序，从而具有了立法资格能运用该权力。
前者主要通过行政机关自身进行的人事惩戒，而后者则主要通过公民所启动的复议、诉讼程序。[50]除了上述案例所揭示的依照行政诉讼撤销诉讼类型来审理赔偿诉讼的现象，还有很多方面都体现了行政诉讼法思维对国家赔偿制度的不良影响。
[41]行政机关对立法者所负担的依法执法的义务，乃是立法者建构的产物，是从无到有的产物，其服务于公共目的。这就决定了这种依法行政机制无法围绕着公民权益来构建规范行政的机制。
两种义务的来源与构造并不相同。[47]前引[25]毛雷尔书，第628页。
如果没有第二性公权力规范来判断行政机关行为权力的有效性，就要看是否存在着第一性规则的权利规范来判断其义务的合法性。[25]从这一角度出发，在依法行政体制中，法院的主观任务的确不是保护公民权利，而是维护立法机关的意图，确保行政机关在立法授权范围内行事。[46]由此可见，法律优越不同于法律保留之处在于，它肯定了行政机关的自由，但又通过法律和权利来给这种自由划界。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法上关于依法行政原则的理解，从法律优越和法律保留两个维度阐释依法行政原则。
前引⑩Hart 书，p.289. [15]前引⑩Hart 书，p.285. [16]这其实就是德国行政法上所说的职务义务的一种，本质上是内部义务。 四、结语 从以越权无效原则为指导准则的依法行政机制来看，权利本来是先于国家的，并产生着国家权力，但随着国家的产生，又变成国家权力所处分的对象，不再能规范后来的、作为其产物的国家权力。
但社会若总是停留在任何权益都无权变更的状态，社会也就静止不前了，因此，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需要人民通过承认规则来确认国家这一立法机关的存在，进而由国家赋予行政机关管理权力。[49]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5页。进入专题： 依法行政 授权规范 权利规范 。
也就是说，面对行政机关要给自己施加义务的行为，公民得依托豁免权地位来获得救济。为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依法行政原则，确立法律优先、违法有责原则，强化和提升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地位，建构独立的行政赔偿诉讼类型。[58]当然，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实非本文所能讨论的范畴，但若理性、勇敢地面对这一问题且秉承实证立场，我们必须承认，在主权框架下，进一步说，在宪法下的权力—责任这一法律关系框架下，权利自身的确无法规范行使主权权力的行政，[59]而必须通过授予权力的权力规范才能规范行政。这从当前行政法的主要规定事项（如行政机关的组织结构、职责权限、行为方式与程序、行为效力等）即可见一斑。
因此，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并不是违法有责原则的功能体现，违法有责原则也不能通过撤销来实现对行政的规范。[55]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0页。
[29] See H. Newcomb. Morse, Applying the Hohfeld System to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Whittier Law Review,1988（l9）， p.662. [30]关于法律要求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区别， See Barbara Romuzek, Accounta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Lessons from the Challenger Traged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7（3）， pp.228—229. [31]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7页。选举权本身是独特的权利，和一般行政所处分的人身权、财产权等相区别，后者并非选举权的规范性渊源。
[21]参见前引⑧斯图尔特书，第8页。就依法行政实践来看，确立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导行政机关全面依法行政。
